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 今年2月19日，是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一年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怀着失去这位世纪伟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巨大悲痛，在党中央领导下，沿着他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阔步前进。我们顺利地实现了香港回归，胜利地召开了党的十五大，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哲人其萎，后世继之。可以告慰于邓小平同志的是：虽然您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坚持您的理论，继承您开创的事业的决心更加坚定不移，矢志不渝。 199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的第一年。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要进一步学好邓小平理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十五大作出的最重要的战略决策，这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根本保证。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在全党兴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同志，肩负着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应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不忘党和人民的重托，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质，在学习邓小平理论方面作出表率。 学习邓小平理论，首先要认真地、系统地读邓小平同志的著作，还要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文献，读马列的一些重要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且要持之以恒，不可半途而废；要锲而不舍，不可浅尝辄止。 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不能仅仅以了解它的某些论述和某些词句为满足，而应真正读懂读通。要在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领会它的精神实质上下功夫，尤其要着重领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是依靠和运用这个精髓，才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才有列宁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才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也正是依靠和运用这个精髓，一代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通过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排除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又吸取各种失误的教训，不断解决新课题、开拓新境界、实现新飞跃。把握了这个精髓，也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联系和它的统一科学思想体系。邓小平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针对中国国情，结合时代特征，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根本问题，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把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邓小平同志这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这种从实际出发反映事业和时代发展要求的创新精神，是我们尤其要认真学习和努力掌握的。 学习邓小平理论，一定要学以致用。要把邓小平理论同国际国内的实际，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运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实践，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理论是否联系实际，不仅是一个学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关系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矢”和“的”的关系。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马克思主义这根“矢”，就是为了射中国革命这个“的”。他指出，离开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空谈理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极其有害。邓小平同志也一再告诫我们，理论不能脱离实际。他指出，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我国当前的实际？这就是我们正在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脱离了这个实际的理论，就不是正确的理论，是我们所不取的。因此，我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学习理论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我曾经说过，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现在我还要说，能不能把理论和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是理论上和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志。 学习邓小平理论，既要坚持它的基本观点，又要通过实践使它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同志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迄今已经一个半世纪。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时代的发展和本国的国情出发，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保持了它的巨大的影响和旺盛的生命力。理论是什么？理论就是对实践的总结。一切科学的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这样，毛泽东思想是这样，邓小平理论也是这样。 我们党在有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宝贵精神财富以后，现在又有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宝贵精神财富，这是值得庆幸的。所有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倍加珍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事业。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但是今后的路具体怎么走，要靠我们自己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只有这样去做，才能创造性地继承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才能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这是对待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态度，也是邓小平同志期望于我们的。我在十五大报告的结束语中曾强调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值此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刻，我再一次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党中央领导集体，一定要高度自觉地把学习邓小平理论，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这既是我们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对邓小平同志的最好纪念。 （原载《求是》杂志第4期）（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人民日报》（1998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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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谆谆教导 推进伟大事业
吴邦国
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一年了，但他的英名、业绩、思想、风范将永载史册，世世代代铭记在人们的心中。可以告慰小平同志的是，香港回归祖国已顺利实现，党的十五大一胜利召开，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已写入党章。这表明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可以相信，到下个世纪中叶，也就是建国100周年，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那时，小平同志将含笑九泉。
从1988年到1994年，小平同志连续7年在上海过春节，最长的一次在上海住了72天。当时我作为上海市委领导成员，受到小平同志亲切接见。1991年以后，我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同志任上海市市长。由于工作关系，我有幸同黄菊同志一起陪同小平同志在上海的各项视察活动。每次外出，我都是坐在小平同志旁边，亲聆小平同志的教诲。那时他已经是近90高龄的老人，但每次到上海，他都到工厂、建设工地、农村、商店、浦东新区、开发区视察，还与新老同志合影，活动很多。他在各个场合的谈话都饱含着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深厚感情，反映着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小平同志在上海的讲话，有的已编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成为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每当回忆起小平同志在上海的日子，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至今仍历历在目。值此周年忌日，以此文表达我对小平同志的深切怀念。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最后一站是上海，记得火车是1月31日早上7时15分到达上海的。据邓榕同志介绍，考虑到小平同志平时的起居习惯，原计划8时30分下车，但他老人家怕我们在车下等，一清早就起身，在火车上吃了早饭，火车一停就下车。
这一年小平同志在上海的活动很多。2月2日他参加市新老领导同志的新春团拜，并向全国人民、上海市人民拜年；2月7日视察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工地；2月8日视察上海夜景和乘船游览黄浦江；2月10日视察生产集成电路的贝岭公司；2月12日视察闵行开发区和旗忠村：2月17日听取浦东发展规划的汇报，2月18日视察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从在上海活动的几件事上，可真切感受到他老人家对一些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的思考。
2月10日小平同志视察位于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上海贝岭公司。该公司生产为数字程控交换机配套的集成电路，是由中方绝对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这一天天气格外好，上午9时许，小平同志来到公司接待室，饶有兴趣地看完12分钟的公司简介录像，仔细听取了公司经理陆德纯同志的汇报，并在高倍显微镜下观看了芯片上的线路。他看了后认真地说，要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化。听了介绍以后，在我、黄菊同志和总经理陆德纯同志的陪同下，小平同志走进参观走廊，视察在净化车间内集成电路的生产工艺。在参观过程中，我向小平同志汇报说，发展中国高新技术有三条路：一是自力更生，二是买技术，三是中外合资。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合资、引进、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可以大大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总经理陆德纯同志指着一台大束流离子注入机说，这是集成电路生产的关键设备之一，就是通过合资第一次引进的。小平同志沉思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指着离子注入机问我们，你们说这台设备姓“社”还是姓“资”。当我们正在发愣的时候，小平同志接着说，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它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资”可以转化为“社”，“社”也可能转化为“资”。对外开放就是要引进先进技术为我所用，这台设备现在姓“社”不姓“资”。
记得2月12日，小平同志视察上海闵行开发区时，又谈到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这天上午，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来到闵行开发区的紫藤宾馆。他坐在开发的巨型模型前，一边听取开发区总经理鲁又鸣同志汇报，一边提问。当汇报到开发区是全国单位土地面积引进外资最多，基础设施投资回报是1：2.8，早已全部收回投资时，小平同志高兴地说，这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并提高嗓音讲，这有利于社会主义。由于闵行开发区距离小平同志的住处比较远，视察闵行开发区后还要去旗忠村视察，而且
在闵行开发区的活动时间已大大超过原计划的时间，我怕小平同志太累了，就站起来催促说，我们应该走了。这时小平同志突然站起来说，我还要说几句话。结果一讲就讲了近20分钟。小平同志说，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作标兵。要讲综合国力，讲社会生产力，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姓“社”还是姓“资”?现在不是争论得很多嘛。这是个大原则，要用事实来回答。农村改革是一大壮举，改革开放一下子破了陈规陋习，取消了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当时许多人不赞成，第二年赞成的是三分之一，第三年赞成的是三分之二，第四年全跟上了。当时好吵呀。实践证明，承包制姓“社”不是姓“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问题是用实践来回答的，城市改革的问题也要用实践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作假。你们闵行开发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回了投资，是原投资的2.8倍，这就是事实。但这还不够，还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上海要回答这个问题，要靠大家努力。
小平同志每次到上海，都谆谆教导我们：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他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小平同志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老人家的谆谆教导已经深深植根于全国各族人民心中，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和行动指南。
开发开放浦东，是我国继80年代创办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14个城市以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1990年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当时朱槠基同志是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主持上海全面工作，市委和部分老同志向小平同志汇报，提出开发开放浦东。当年3月，小平同志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同年4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小平同志的倡导下，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定。李鹏总理亲自来到上海，主持起草并下发了支持浦东开发的国务院1990年第100号文件。浦东开发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决策；小平同志不仅是浦东开发的倡导者、决策者，而且以满腔热情始终关注浦东开发的发展。他老人家在上海期间，每次谈话必谈浦东，并亲自到浦东视察。
1991年1月至2月，小平同志在上海期间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并于2月18日在当时市委书记、市长朱槠基同志陪同下，视察连接浦东浦西的第一座大桥南浦大桥两段工地。
1992年2月17日，小平同志在住处听取了我和黄菊同志关于浦东开发的汇报。小平同志仔细地审视浦东新区的规划图，在听取汇报后指出：浦东开发晚了，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起点高，关键是思想起点要高，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就在这一年的2月7日，小平同志来到浦东，视察了已建成的南浦大桥和正在建设的杨浦大桥。
1993年1月22日，小平同志在除夕之夜与上海各界人士共庆春节时，对上海的同志说，对中国来说，大发展韵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不同，有着自己独特机遇，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
最使我难忘的是小平同志1993年12月1—3日冒雨视察浦东的情形。
这一天上午，上海寒风细雨，风力达6级，气温一下子降至摄氏零度左右。小平同志在我和黄菊同志的陪同下，乘小面包车视察浦东。经南浦大桥，驶向内环线浦东段，视察浦东最大的罗山路、龙阳路两座立交桥。沿路看见浦东热气腾腾的建设景象，已经初具规模的浦东基础设施，他笑吟道：“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同来的邓楠同志说：“爸爸从来不作诗，今天怎么诗兴大发?”小平同志对我们说：“这是出自我内心的话。”汽车在雄伟的杨浦大桥上停下来，车门打开，一阵寒风带着雨点迎面扑来。这时，等候在桥上的黄浦江大桥工程建设总指挥朱志豪同志迎上来说：“桥上风大，下雨，又冷，还是我上车向老人家汇报吧。”但小平同志不顾寒风细雨，坚持要下车。下车后，小平同志沿桥走了几十米，朱志豪同志在一旁汇报说，杨浦大桥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斜拉桥，并指着小平同志题写的、高高悬挂在大桥主塔上的“杨浦大桥”4个大字说：“这四个字，每个字都有14平方米”。小平同志高兴地说：“感谢上海的工程技术干部，感谢上海的造桥职工，向他们问好!”并握住朱志豪同志的手说：“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我向上海工人阶级致敬。”
1994年是小平同志最后一次到上海过春节。1月1日晚，小平同志登上新锦江大酒店的顶层，观看浦东开发后上海的新变化。小平同志在1991年视察上海时就曾提出，希望上海同志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1992年视察上海时提出，看看上海，一年有很大变化，三年将会有更大变化。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成为90年代振兴上海的强大动力和奋斗目标。这次，小平同志站在新锦江大酒店43层旋转餐厅上，居高临下，俯瞰上海不夜城的璀璨景色，深情地说，上海大变样了。
正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小平同志的领导和关怀下，浦东开发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已结出丰硕的成果，上海经济发展出现可喜的局面。从1992年到1996年5年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以上，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加快1倍；全市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城市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5年前的1000美元一跃突破3000美元大关，尤其是浦东，国内生产总值5年翻了两番多。实现了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要求。不仅上海发展了，而且带动了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这方面，小平同志在他的三卷文选等著作中有许多论述。他强调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他一再告诫我们：“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对此“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了，“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小平同志在上海期间，对精神文明建设作过许多重要指示。最令人难忘的是1992年2月12日在视察闵行开发区时，要求上海交出两份合格答卷，一份是经济建设，一份是精神文明。他说，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广东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你们是姓“社”不姓“资”，而且你们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一个方面你们要讲综合国力，一个方面就是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早在江泽民同志、朱槠基同志主持上海工作期间，根据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就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精神文明建设的专题调研，并制定了市委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他一再告诫领导干部，要廉洁自律，领导是关键。他常讲的一句话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朱槠基同志提出要紧紧盯住全市506个局级干部。他说：“民不畏我威，而畏我正，只要干部以身作则，一身正气，上海社会风气就会好。”1991年，市委根据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情况，再次组织力量，一把手带队，就精神文明建设进行近3个月的专题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市委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1992年在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后，市委召开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万人动员大会，树立了精神文明十面红旗，十大标兵。上海解放前曾是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糊涂认识，为防范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市委明确提出上海：五个不准”：一，不准搞跑马场；二，不准搞博彩公司和供外国人使用的赌场；三，不准选美；四，不准搞“三陪”和任何形式的色情场所；五，不准搞任何变相色情输出。并加强法制，综合治理，依法惩处各种犯罪活动。经过一系列工作，全市干部群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得到发扬，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并受到小平同志表扬。他说：“上海的工作做得很好，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
关于小平同志关心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关心青年和中青年干部的成长，有两件事情我至今难忘。他对青年和中青年干部的关心和殷切期望，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一件是1992年2月10日小平同志视察贝岭公司。小平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示的重要一条是强调提高人的素质。他关于培育“四有”新人的指示，充分体现了对青年一代的关怀和期望。这天小平同志视察贝岭公司后准备离去，他看见站在旁边的一群欢送他老人家的年轻人后，没有上车，却走到青年员工中间。他老人家高兴地向青年们招手，年轻人看见小平同志走向他们中间，心情激动。一个青年发自肺腑地说：“邓爷爷，你是我们年轻人心目中最德高望重的!”小平听了后说：“这不好说吧，有一点贡献，做了一点事，很多事还没做，也来不及做。”小平同志的谦逊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接着小平同志一一询问年轻人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工作了几年?然后感慨地说：“21世纪靠你们年轻人”。年轻人满怀激情地对小平同志说：“请邓爷爷放心，我们年轻人一定会把中国建设好!”小平同志带着满意的微笑结束了对贝岭公司的视察，他留给人们的是美好的回忆、无限的自豪和更深的思考。
再一件是1992年2月8日晚，我和黄菊同志先陪小平同志去南京路看灯；然后乘船观看黄浦江两岸夜色，陪同游船的还有老同志胡立教、汪道涵。在船上，我向小平同志汇报说，上海的老同志对我们工作很支持。胡立教同志接着说，我们对他们是三条，一是支持，二是不干预，三是随叫随到。小平同志听后高兴地说：我就是这样，我就怕干扰别人，老同志都应该这样。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21世纪是年轻人的，要搞干部年轻化，用人也要解放思想；胆子要大一点；人无完人，年轻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老同志就没有缺点?老同志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年轻化要从基层搞起，现在的基层比过去更大，宝钢也算是一个基层。要提拔一批年轻人，这样才能后继有人。听到这些话，我深有感慨：朋年代初，小平同志就提出要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并身体力行，带头破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表现出共产党人一生无私奉献的磊落胸怀。
可以告慰小平同志在天之灵的是，党的十五大选出深受人们拥护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小平同志遗志，沿着小平同志开创的道路，满怀信心地跨向21世纪。一大批中青年干部、有为青年，牢记伟人谆谆教导，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茁壮成长。
（作者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 1980年初秋，邓小平同志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就当时国内外注目的重大问题回答了她的提问。这是小平同志在中国历史进入大转折时期进行的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这次谈话语重千钧，如锤定音，不仅对国内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向世界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影响极为深远。当时，我作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组织安排了这次采访，并亲耳聆听了小平同志这席谈话，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而今哲人长逝，音容笑貌宛在，谨忆片断，以表无限怀念之情。 我记得法拉奇是于1980年早些时候向我驻意大利使馆提出采访申请的。她听说小平同志要辞去副总理职务，退居二线，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在这之前来采访一次。是年约50岁的法拉奇以善于抓时机采访国际政坛风云人物闻名于世。她走笔天下，曾采访过2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要，阅历丰富，又有很强的个性，被认为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记者。她专门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采访对象。一旦确定，事先总要进行充分准备，查阅大量有关资料，准备提出的问题。她提的问题往往十分尖锐，也可以说是刁钻刻薄，有时简直是挑衅性的。基辛格博士接受过她的采访，对她的印象颇为不佳。对这样一位记者要求采访邓小平同志，我们是很犹豫的，开始并未马上同意她来采访。当年9月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应邀访华，意大利方面也推荐法拉奇来华，更增加了她申请采访的理由。她说，先来采访邓小平先生，并像往常一样向全世界发表邓的讲话，有助于意大利总统访华的成功。 法拉奇采访申请被接受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小平同志确实有话要说。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在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并初见成效。然而在不少重大问题上党内外的思想还有待统一，国外还存在着许多疑问，特别是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央决定要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经反复讨论，认识尚未完全统一。在这样的背景下，1980年8月21日，小平同志便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她。有些出版物说成是法拉奇直接到中南海求见，邓小平是临时决定在他的办公室接受法拉奇采访，这并不符合实际。 她采访小平同志当然是有备而来。而小平同志也正有话要说。关于这次采访的国内问题部分大体已摘要发表，并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成为干部学习的重要材料。记者提问是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展开的，从各个不同角度，层层深入，紧迫不舍。她一开始就说，来到北京发现中国变化很大，毛主席的像少多了。接着提出“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还提出毛主席同“四人帮”的关系如何、毛主席的错误追溯到何时、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等等，问题一个接一个，刨根问底。而小平同志从容不迫，顺势抓住对方提问的要害，一针见血地阐明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问答之间，机智巧妙，精彩纷呈。 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对法拉奇说：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至于“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接着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分析了毛主席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想。这时候毛主席接触实际少了，没有把过去他自己倡导的良好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小平同志又以平静的语调，直率地指出：“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搞“文化大革命”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毛泽东主席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泽东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法拉奇听了小平同志对毛泽东主席所犯错误的说明后，单刀直入，说“西方有人评论，中国下一届党代会可能类似苏共20大，你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并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小平同志听后坦然地付之一笑，随即从正面谈道：“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法拉奇从小平同志的谈话中得到了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主席的权威信息，但仍然心有不甘，便把话题转向涉及邓小平与毛泽东个人关系的问题：“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小平同志坦率地回答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接着，小平同志风趣地谈了他三下三上的经历。 法拉奇听了以后感到有些惊奇，又好奇地问：“这里有什么秘密没有?” 小平同志爽朗地笑着说：“没有什么秘密。就是觉得我这个人还有点用处。虽然有错误，但总还有点用处。” 法拉奇又问：“很奇怪，你从来没有被他们抓起来，没有开除出党，你是否担心他们会杀死你?” 小平同志坦然地说：“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 法拉奇马上火上浇油地问：“当时你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小平同志非常冷静地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气愤也不解决问题。有不少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活下来?我说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还可以告诉你，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接着，法拉奇又问及周恩来为何一直能在台上掌权? 小平同志怀着敬佩的心情恳切地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这时已近中午。小平同志谈兴正浓，言犹未尽。小平同志突然提出，是不是再谈一次。法拉奇求之不得，忙说：“好极了!”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原来法拉奇到北京后，就提出过最好谈两次，我们没有同意。我们考虑到小平同志工作繁忙，抽出半天接受采访已属不易，不可破例同意她的要求。我们也没有向小平同志反映她希望谈两次的要求。这时小平同志主动提出再谈一次，看来是因为法拉奇所提的问题，正是国内老百姓普遍关心，国际上非常关注的问题，法拉奇要求采访时有言在先，采访记将全文发表，这是一个好机会。 8月23日上午，小平同志又就法拉奇提出的有关国际形势、党际关系和对外开放等问题谈了他的独到见解。法拉奇听得入神，不停地记笔记。而这些问题并不是她采访的重点，她又冒出一个问题：“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多少分?” 小平同志不假思索地说：“零分以下。” 法拉奇顺势又问：“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小平同志微笑而谦逊地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 两次谈话共4个小时。法拉奇对所提问题都得到直截了当的切中要害的答复，喜出望外。采访是用英语进行的，但法拉奇是意大利人，感到要用英文发表把握不大，要求当时担任翻译的施燕华同志帮助进行校核。为了帮助她确切了解小平同志讲话的意思，选择确切的英语表达方法，花了比采访更多的时间。 法拉奇的采访录很快于8月31日和9月3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分两次全文发表，很多国家报纸纷纷转载，引起巨大反响。普遍认为“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无论从谈话的内容，还是从谈话的风格来看，都是世界上少有的。”法拉奇本人也非常得意，她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国的领导人中有位邓小平是非常幸福的!”意大利总统府的秘书长马卡尼科更是赞不绝口地说：“法拉奇是个难以对付的人。她同不少领导人在采访时都谈翻了，可是她对邓小平特别钦佩、尊敬，这很不容易。” 小平同志这篇谈话在党内外传达后，受到一致的拥护，大家都认为这样讲好，能接受，都感到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确实不能丢，也丢不得，丢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丢了我们党的光荣传统。邓小平同志这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已经过去17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篇谈话的深远历史意义。 （作者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